而另一方面，费斯克所说的另一学派——“符号”学派，则更关注传播作品，即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发现传播的意义。此处的意义拒绝任何中心主义的解释，认为意义来自传者、受者与文本之间的协商与互动中，因此，可以将文本视为唤起意义系统的刺激源，既携带着传者的意义系统，也唤起受者的意义系统，而传播的达成，是指两个意义系统的互联。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分母（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21），应该能为信息论应用于人类传播的不可适配问题提供出路。正如上文韦弗所提出的三层次说，与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关于符号学的经典分野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莫里斯曾在《符号理论基础》中将符号学分为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所谓符形学是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符义学研究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符用学则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涂纪亮 82—83）。与上文中韦弗的三层次说相比较，其B、C层次恰恰与莫里斯所说之符义学与符用学相对应。因此对于信息论而言捉襟见肘的语义问题和有效性问题，符号学或许可以提供思考的路径。
然而在两个学派的对立与争执中，信息论中的“冗余”问题却成了被技术性搁置的议题。
在过程学派看来，冗余被视作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变量，相关研究分为两个取向：其一，冗余可用于应对信道中噪音的干扰；[2]其二，将冗余简化为重复（repetition），研究重复在说服效果中的功用，[3]这一研究路径事实上还是无法逃离信息论的窠臼，回避了冗余复杂的意义机制。而在符号学漫长的研究历史中，虽然拥有分析文本的独门绝技，但却对“冗余”这一来自信息论的概念无甚兴趣，或者说，在符号学派的研究中，对于冗余的解读散落在诸如“习惯”“惯例”“接触性”等不同的概念范畴中，从未进行过系统化的探研。而事实上，韦弗曾说明冗余虽然“是信息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并非来自信源的自由选择，而是由一套公认的、支配符号使用的统计规则所决定”（Shannon and Weaver 13），当把这一观点应用在符号学中，这个统计规则就类似于“符码”。如此看来，研究人类传播中的冗余问题，符号学应当是最为称手的工具。
因此，本文将以符号学作为方法，对传播研究中被忽视的“冗余”现象进行探查，进而提出冗余在人类传播中的主要功用。
二、概念界定
冗余，原指多余、闲散之意，常常被人们以消极心态看待，视之为信息爆炸或信息剩余之下的产物，甚至将其视为干扰正常信道的“信息烟尘”。[4]然而事实上冗余是人类自然语言中的必要成分，没有冗余的人类传播几乎无处可寻，除了语言中内嵌的冗余成分外，在人类交往中的“寒暄”“套话”“唠叨”也往往具备其相应的传播价值，因此对冗余传播的研究不应落入异态传播（刘畅 6）的领域中。正如费斯克所说：冗余是香农-韦弗模式中最成功的概念，“它对人类传播独具的洞察，使我们能将传播中迥然不同的要素联系起来”（《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 12）。要了解冗余，则必须要厘清它与熵、噪音的关系。
（一）冗余与熵
香农信息论的价值在于能够对信息进行数理计算，根据香农的公式，信息量等于以2为底的概率的负对数，单位为比特（bit）。可以通俗解释为，在n个等概率事件中，确认其中一个特定事件时，所需要提问“是或否”的最少次数。例如，在8个小球中随机抽取其中一个小球的概率为1/8，如果想要知道抽取的是哪一个小球，需要询问抽取者至少三个问题，其计算公式为以2为底的1/8的负对数，结果为3比特。所以，如果有人直接告诉你抽取的是几号球，那么他就向你提供了3比特的信息。这一公式说明，如果描述的事其发生概率越低，那么这句话的信息量就越高。
然而仅仅了解描述单一事件的信息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太多价值，更重要的是了解一个系统内发生某件事时，这件事所带来的信息量。而信息熵的计算公式就是一个系统内所有事件发生时的信息量与其发生概率的乘积的累积相加。根据这一计算公式，当系统内事件的概率分布越平均，信息熵越大，而这也就意味着该系统的随机不确定性达到最大。因此可以说，信息熵越大，系统就越无序。而信息则意味着降低了系统的不确定性，它能够使系统的信息熵降低。而冗余，香农则通过另一个公式解释道：“信源的熵与其最大值（限于同样符号）的比值称为相对熵。……以1减去相对熵就是多余度（冗余度）。”（Shannon and Weaver 56）也就是说，超出了传递最少信息量的信息即为冗余，它虽然不能减少系统内的不确定性，但是可以通过在不同维度对确定性的反复描述来达到准确传播的目的。信息熵最大时，不存在冗余，没有冗余的信息在通信领域或工程领域值得研究，然而在人类传播行为中，没有冗余，熵达到最大值的传播，意味着整个传播系统处于最混乱、最无序的状态。可以想见，此种状态下的传播无法传递任何意义，因此冗余对于人类传播至关重要。
约翰·费斯克认为：“内容中的墒等于信息含量高，为了有效而自如的传播就需常常把冗余信息引入其形式。”（《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96）信息传播中需要保持熵与冗余的平衡，以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否则，熵过大，难以精准表意，冗余过多，容易使接受者失去兴趣。
（二）冗余与噪音
噪音的提出是香农信息论的另一大贡献，韦弗将噪音界定为并非由信源添加在信号中，而造成传输信号变化的东西（Shannon and Weaver 7—8），而香农信息论的模式图也显示，噪音主要来自信道。当信息论被引入传播学后，德弗勒（Melven L. Defleur）对此做出了修正，他认为噪音存在于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信源、发射器、信道、接收器和信宿。因此可以认为，噪音是指“任何加诸编码者与解码者间之信号的干扰，这种干扰使准确的解码更为困难，是差错的主要根源”（《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185—186）。一般来说，噪音的来源一是信道中的干扰，例如电话中的信号失真或潦草的字体；二是传播渠道外的干扰性信息，例如电影院的交谈；三是费斯克提出的“符号学噪音”（《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186），即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社会差异或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讯息干扰。这些噪音都能够被信息中携带的冗余所克服，从而提高信息精准传播的效率。例如“研表究明，汉字序顺并不定一影阅响读”这句话，虽然词语顺序混乱，但并不影响绝大数接受者的信息获取，原因就在于汉语中具备足够的冗余度，克服了由语序混乱带来的噪音。
沃纳·赛佛林（Werner Severin）等人将这种关系总结为，“传播渠道中噪音越多，就越需要冗余，这样就降低了消息中相对的‘熵’值[……]通过冗余来克服传播渠道中的噪音，在特定时间内可传送的信息量就会越少。”（47）人类的符号交流、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能绝无噪音，因此，冗余也就成为传播过程中的必需。可以将冗余、熵、噪音三者的关系辨析为：冗余来自信源的非自由选择，用于克服噪音；噪音也非信源自愿传输，但会对信息传播造成干扰；熵与信息数量相等，但意义相反，熵意味着不确定性，而信息意味着不确定性的消除，因此信息也被称作“负熵”。也就是说，信息可以有助于消除由熵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无序性，而冗余则是对信息的确定性的再次描述。
三、文本内冗余
本文将冗余分为文本内冗余与文本外冗余，文本内冗余是指针对文本内部某些符号的重复或相对文本合一意义而言的多余符号。
（一）作为指示符的冗余符号
符号学“三意义”（意图意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中，究竟以哪一个意义为准，成为各学派的争论焦点。赵毅衡从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符号学的角度认为，解释意义应当成为符号学的基准意义（《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51），然而符号发出者并非就对意义的解释无能为力，而是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干预解释者，使之做出最大限度切近意图意义的解释，这也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目标。而最具效率的干预方式，就是利用文本自携元语言在文本内直接进行解释。
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元语言可以出现在同一语言层次中，“每当说话人和/或者听话人需要检查双方是否使用相同的代码，言语就集中在代码身上，从而实施元语或者注释（glossing）功能。”（《雅柯布森文集》 63）也就是说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可以共存于同一个文本中，例如“我姓李，木子李”，“木子李”就作为“李”的元语言，自携元语言也被雅柯布森称为“等同命题”（equational propositions），用以说明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建立的等同关系。在同一个文本内，由元语言对对象语言做解释，而元语言无法在没有冗余参与的情况下做出解释，因为冗余需要在其中扮演指示符号的角色，将元语言的解释指向对象语言。在上文的例子中，“木子李”的“李”字就属于冗余，然而这个冗余将“木子”这一元语言的解释锚定在“李”字上。因此，通过冗余的指示作用，元语言解释才可以精确指向对象语言，从而完成文本内表意的自组织功能。在此过程中，冗余以重复的形式，具备了与对象语言的像似性，也通过像似性完成了其指示作用。正如皮尔斯所说：“除非指示符包含了一个像似部分，否则它将非常缺乏其意指意义”（57）。
另外，皮尔斯认为指示符可以将解释者引到其指示的对象上，文本内的冗余通过对已知信息的重复，使解释者可以顺畅地将元语言的解释对应于对象语言，也可以说，在自携元语言中的冗余，其指示性是自我指涉的，它不与真实的对象产生关系，而指向文本自身，这就使文本出现了“诗性”。然而雅柯布森认为“‘诗’与‘元语言’恰好相反，在元语言中是运用组合建立一种相当关系，而在诗中，则是运用相当关系达到某种组合”（《语言学与诗学》 183）。这其中的差别恐怕就在于是否有冗余参与。
当文本的自我指涉中，出现了明确作为指示符的冗余，文本的解释与被解释的文本就能够清晰对应，此时的文本就是有组织的，有明确的意义结构作为支撑，因此元语言的作用机制也就因此显露，而不同的解释者在冗余的引导下也更容易得出文本的普遍意义。而如果没有冗余参与，那么这种自指性就变得模糊，甚至难以辨认，文本中的熵也相应较高，这就需要解释者在各种解释压力下得出一个尚可的合一的解释。这种情况下，解释者通常都将其意识投注在文本的各要素之间，希望寻求清晰的元语言结构，然而冗余这一指示符号的缺场，使元语言的表意结构难以显现，因此文本中的任意符号都变得极为重要，都成为解释者解读时的“蛛丝马迹”，而诗性也在文本的循环映证中诞生。无怪乎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认为“艺术是没有噪音的（该术语的意义同信息论中的意义）：艺术是一种纯粹的体系，其中任何单位都不浪费，无论把它和故事的某一层次联系起来的线索是多么长、多么松弛或多么纤细”（412）。同时，诗性也就意味着意义的不确定，解释者的解释也更加主观，尤其在跳过指称对象的当代艺术中，文本的无序性更加明显，此时，“就解释项意义而言，艺术文本的冗余度趋向于最小值”（赵毅衡，《艺术与冗余》 19）。
（二）接触性的冗余符号
另一种文本内的冗余，不指向意义或其他符号，类似修辞学中的“赘述”。不论文本的发出者还是接受者，都不探究文本的意义，它“既不是理智思考的结果，也不一定引发听者的思考……并不作为传递思想的手段”（马林诺夫斯基 21）。这种形式的冗余，其目的是确认传播中的社会关系，即雅柯布森所说的“接触性”。
雅柯布森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寒暄语”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的接触功能：“指连接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物质途径及心理联系”（钱军 142）。许多文本内的冗余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其目的是抵消信道中的噪音，确保交流双方关系的建立。
并非所有的接触性符号都有冗余参与，但是部分文本内的冗余通过两种形式起到保持接触的作用：一是对文本内部分要素的持续重复，例如通讯时的“喂喂喂”，或求救者重复呼叫的“救命”，都是对信道的畅通度进行测试，将文本接受者拉入传播情境中；二是传递超出文本的合一解释而多余的符号，例如人际交流前的打招呼，或通话时询问“你听到我的话了吗？”这些符号单独来看都能够传递特定的意义，例如表示友好或确认传播渠道顺畅，然而如果将这些符号放入传播全过程的文本中，这些符号就变成了冗余，是文本接受者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忽略的多余的符号。
可以说，在所有需要传受双方共在的传播场景中，这种接触性的冗余符号必须成为传播得以建立的“序曲”，不论是古代官员的惊堂木还是街头演员轰响的音乐，都是为了引起文本接收者的注意，掌握传播中的话语权，迅速建立传播所需的社会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此类接触性的冗余更是屡见不鲜。由于社交网络的崛起，原本以人脑处理能力为上限的社交圈，由于互联网信息处理技术的替代而急速扩张，使我们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的社交关系网络。但受到人类信息处理能力以及时间的局限，我们无法与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保持有效的沟通，此时接触性的冗余符号就成为维系社交网络的主要手段，此类符号不需要明确的意义，因为意义本身就不重要，而只需要通过简单的行为互动，例如“点赞”，确保双方关系的继续，就已经完成了接触性冗余符号的目的。
（三）内置性冗余
香农的信息论中不讨论信息的意义问题，源于他将信息的传递视作另一端的复现。这一观点遇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复现的信息因为语境的变化，其意义也将随之改变，因此信息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大挑战也在于如何在信息论的框架下处理有意义的信息，即符号。在符号学看来，信息的意义并非恒定，而是在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的相互协商与博弈中产生，不同传播环节的语境会对意义产生极大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信息依靠语境”（洛根 29）。毕竟，用来传播的信息都是符号化的，然而现实的存在都是实例化的，只有在语境中才可以对符号进行解释，这就导致“复义”现象不可避免，即不同的语境中得出的意义迥然不同，对于传播效果的研究而言，突破由语境带来的“符号学噪音”成为重要议题。
在文本传播中，只有当意图意义、文本意义与解释意义都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此时的传播效率才能达到最大。香农在信息论中同样追求稳定，然而他所谓的信息“复现”实属皮尔斯所说“再现体”层面的稳定，即信息形式上的稳定，形式稳定并不必然导致意义的稳定，这也是信息论在传播学领域适用性问题的源头。
如果按照“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这一经典定义，信息的价值体现于“新”，旧信息的传播被视为冗余，而意义则主要与解释者的意识相关，且这种意识必须与过去相联系，因为“符号对机体所产生的影响，都以一般和更准确的方式取决于机体过去的历史”（奥格登 理查兹 48）。信息并不必然含有意义，意义也不必然由信息引起。而若要使信息产生特定的意义，就需要唤起解释者意识中的过去，此时冗余就充当了信息与解释者意识的勾连物，使信息获得意义。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媒介的语法、规则、结构等生成的，而媒介的这一切又是编码或形式的一些方面，同时媒介的语法、规则、结构还可以为被传送或储存的信息施加限制，从而提供所需的信息冗余（redundancy），使信息富于意义，而不至于沦落为噪音”（斯特拉特 138—139）。因此，传播者可以通过编码在信息中内置特定的冗余，使之唤起解释者特定的历史经验，进而影响其解释意义的生成。而“经验，即使个体的经验，都必须从某个整体出发”（米德 33），也就是说，传播者通过冗余，使意义与解释者的经验相联系，而由于个体经验的社会性，这就使意义固着在相对稳定的社群基础上，从而使文本传播中的三个意义达成最大可能的一致，这就将被视作符号学噪音的语境问题被内置性的冗余抵消。由此，也可推断，传受双方不属于同一语境的传播行为，语境差别越大，多产生的符号学噪音越多，文本就需要内置更多的冗余以应对。
四、文本外冗余
另一种形式的冗余，则是对文本外符号的重复或多余，本文称之为文本外冗余。文本外冗余通过对文化中既有要素的强调，实现了对文化秩序的确定。
（一）体裁确定，追求共鸣
体裁，狭义上是指文学作品的种类，广义上可指一种话语的类型和文本的形式。赵毅衡认为体裁“是决定一个文本应当如何解释，最重要的因素”“是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写法与读法契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135）。可见，体裁在意义获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文本接受者会带着“体裁期待”去解释文本。而本文要追问的问题是，体裁如何形成与确定。
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对不同体裁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传统程式研究的基础上”（137），他提出，“神话”是各类文本的来源，这些文本虽然在风格上有其独一无二之处，但其潜在的结构或模式却大致相同。这种潜在的模式或结构主要是通过“模仿”的方式展示出来。“我们在考察一首诗时，不仅可视其为对自然的一次模仿，同时还可看作是对其他诗作的一次模仿。”（137）也就是说，文本间的模仿呈现了不同文本中的相似结构，而这些结构又建构了文本体裁。弗莱将一首诗与一个新生婴儿相比较，正如婴儿的降生重现的是其所属的社会群体，一首诗歌的出现，也重现了其所属的一种词语秩序，这种重现就是文本外冗余的一种运作形式，各类文本通过对词语秩序中业已确认的结构进行类似的重复，确定了不同体裁的内涵，而确定的体裁又决定了之后文本的模仿形式。
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也强调了体裁的重要性：“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巴赫金全集》第2卷 283）而体裁的确定，也必然是历史中文本积累的结果。他认为“作为事实，更确切地说，作为历史成果的词语对周围现实的这种直接的把握，决定了戏剧、抒情和叙事等体裁的所有变种。”（《巴赫金全集》第2卷 285—286）通过对既有文本形式的“复刻”，汲取历史中广富内涵的各类体裁形式，文本才具备了存在的条件。巴赫金说，“如果作品完全是在今天诞生的（即在它那一时代），没有继承过去也与过去没有重要的联系，那么它也就不能在未来中生活。一切只属于现在的东西，也必然随同现在一起消亡。”（《巴赫金全集》第4卷 366—367）对历史文本的模仿、重复，都是冗余传播，任何文本都必须具备这种冗余，它确定了文本的体裁，从而使文本具备了被获取意义的基础，一个没有冗余，全部都是熵的文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无法传递任何意义。对体裁的冗余与重复，将文本置于一个确定性的理解结构中，既与历史产生关联，也使之与接受者心目中既存的“体裁期待”相契合，决定了其意义解释的基本范畴。
文本接受者也具备追求此类冗余的动力。因为体裁不仅是一种文本的分类，“更是一套文化规定的控制文本接收方式的规则”（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135），接受者既受到这种规训的影响，又追求“体裁期待”被满足的快感，这种快感是文本与接受者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使接受者在文本中获得各式共鸣，反过来它也驱动文本发出者模仿既定的体裁与结构，在冗余中与接受者达成意义的共识。另一方面，接受者当然不满足于完全冗余的文本，他要求文本在对惯例的重复下具有新鲜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所谓的信息熵，因此任何文本必须取得冗余与熵的平衡。如果以维持社会文化秩序的角度来说，对于文本接受者而言，熵只是为了传播冗余的甜味剂。
（二）作为述行的亚文化风格
作为对确定性的反复描述，冗余的符号所指皆为已知，因此其“形式特征”就更加引人注意。也就是说，冗余的价值并非局限于符号与其对象或解释项的关系中，还可以通过符号再现体的重复传播，践行符号本身的述行（performative）功能。奥斯汀（John Austin）认为，“述行”是指，说出一些话语并不描述或记述任何事物，而是说话本身就是实施一些行为。述行式语言能够通过言语行为影响现实世界：或是改变旧有世界，或是创造新的世界。这种言语行为常常被亚文化群体用来完成其风格的表演。
起初，亚文化群体需要一套新型符码，用以割裂主流意识形态中符号及其对象之间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因此这些群体在使用一些关键性符号时，都企图抛弃旧有的语词意义，建立新型的语义联结关系，这种言语自然属于述行式语言，亚文化群体通过对符号的挪用与改写，赋予了符号新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何所有的亚文化群体都有其特定的语言符码，例如行话、黑话或隐语等。
当这一套新型符码进入到语言实践环节时，冗余传播就发挥了重要的身份表征作用。一方面，所有的述行语言都是对话式语言，它需要在有对象的语境中完成“仪式化”的以言行事功能，而亚文化群体的成员则通过对群体内部特有符号的重复传播，来完成其近乎“表演”的身份建构，尤其在被注视与被观看的场景中，他们自觉化身为“演员”，将这些已经“据为己有”的符号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冗余传播，他们要表达的并非符号所描述的对象，而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中完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定。另一方面，这种冗余在群体内部之间是高度惯例化讯息的重复，可预测性高，虽然不能传递信息，但是却建立了成员之间的连接关系。当这种用于连接关系的冗余被社群成员共同承认，那么这时的冗余就成为该群体文化的外显风格。约翰·费斯克说：“一首民歌的副歌是冗余的，大家一起同唱无非是借以确认群体成员或亚文化成员的身份。……说声‘你好’、唱唱民歌的副歌以及参与通俗文化以求分享他人的趣味与期待等例子，均属旨在加强社会联系而非传递信息的社交传播。”（《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237）
“亚文化意味着‘噪音’(和声音相对)：它干扰了从真实事件与现象到它们在媒体中的再现这一井然有序的过程。”（赫伯迪格 111）然而，即使作为噪音，也并不全然意味着混乱与无序。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亚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噪音，却需要亚文化群体内部的冗余来建构噪音的力量。因此为了解决这一悖论，赫伯迪格（Dick Hebdige）通过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同构”（homology）概念，来证明“在任何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的内部结构里，都表现出了一种有条不紊的特征：每一部分和其他部分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通过这种彼此之间的相符一致，亚文化成员理解着他们所生存的世界”（144）。这种作为风格的抵抗，其表现方式就在于通过一整套富有意义的物品的重复展示来确认亚文化群体身份，这些物品具有“同源性”，往往可以在同一个意义空间内指向同一种精神内旨。赫伯迪格认为某些亚文化群体挪用的符号是哑然无声的，因为它的意义在风格表征中已经消失了。然而当我们站在冗余传播的位置上来说，这些重复出现的徽章、旗帜、饰品、发型等，其意义并未阙如，反而形成了风格本身。只要想想示威人群中不断重复的口号，这类冗余性质的传播，无非证明了其抵抗形式的“仪式化”。“仪式是重复的象征性行为方式”（费特曼 31），没有冗余参与，无法形成“风格”与“仪式”。归根到底，亚文化的抵抗是完全建立在各类文本的“冗余”基础之上，通过重复得到普及，从而形成群体内的“惯例”，成为群体成员共有的经验，得到成员的理解与认可。
（三）标出性翻转的势能
赵毅衡建议将语言学界的“标记性”重述为“标出性”，同时将语言学中的这一问题扩展至文化领域，他认为，文化中的“两项对立中，导致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中项”。“中项偏边的一边，就是正常的，中性的；中项离弃的‘异项’，认知上是异常的，边缘化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279）也就是说，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实际上都是三元的，中项虽然自身无法表意，但因为其“代表大多数”的身份优势，它所支持的一方往往在文化中被认为是常态与主流。因此，中项与正项共同构成了非标出项（the unmarked），而异项由于受到正项与中项的联合拒斥从而成为标出项（the marked），它在文化中被认为是异常的和少数的，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弃。因此，正项、异项、中项三者就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性关系，因为中项的价值观决定了文化主流的方向，而中项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语境发生更迭，因此，当异项获得中项的支持，就会成为社会的正项，也就是说，发生了标出性翻转。
在一个稳定度更高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中项对正项的认同度更高，它们所组成的非标出项中，其文化单元也更具有价值观上的同一性。这意味着非标出项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代表着确定性和有序性，而标出性作为文化演化“试错过程中的触角”（胡易容 141），没有确定而一致的方向，成为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熵”——无序而混乱。因此可以将文化标出性翻转的过程做如下解释：非标出项通过价值观一致的文化单元，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冗余传播，但同时这些文化单元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内核之外，加诸丰富多样的文化元素，从而形成对社会中项的吸引力。因此意识形态的冗余传播需求越高，其生产的文本多样性也就随之增加，这实际上为非标出性的翻转带来契机，因为能够吸引社会中项的新鲜文化元素，与标出项具有同构性，都是其所在系统的“熵”。
这就形成了标出项与非标出项博弈的一个悖论，社会正项越希望通过价值观统一的文化文本来教化中项，也就必须提供相应比例的“熵”来吸引中项，以保证正项的内聚价值。这就导致文化系统中“熵”的绝对量的增加，从而使中项逐渐发现、了解异项，为标出性的翻转提供了潜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标出项都有可能翻转，决定标出性能否“脱颖而出”的原因，就在于标出项内部是否具备足够的作为风格、仪式的“冗余”传播，进而形成亚文化中的惯例，不仅对群体内部形成压力，也能够跨越圈层对外形成一致、有序的声音，并进而获得中项的理解与支持。
因此，在不同层级的文化系统中，冗余与熵的辩证关系成为其演化发展的基本势能。当一个文化系统处于高压之下，正项处于强势地位，对异项的排斥过于激烈，标出性的翻转就要求异项内部本身呈现高度的稳定与有序，翻转的主要动力就在于异项内部冗余传播的动能是否足够；而相对宽松的文化系统中，正项的冗余传播中必然已经具备足够的熵，使中项获得了解甚至接受异项的机会，因此此时标出性的翻转动力就在于非标出性内部对于冗余与熵的平衡处理。但无论如何，冗余都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五、结语
庄子曾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46）冗余二字，从字面意义来看，似乎是多余而冗赘的，但却是人类传播中必不可少的成分。
作为重复的冗余，所重复的是接受者已知的信息，它是文本中所携带的能够唤起接受者“前理解”的内容，“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前把握的应用”（伽达默尔 417）。因此，冗余是隐藏于文本中，用于指引接受者按照“统一”的意义解码方式进行理解的部分。
作为多余的冗余，其意义外在于文本的合一意义之外，往往被接受者所忽略，然而却起到了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是文本中勾连接受者获义意向性的内容，唤起接受者的注意，从而成为确定或维系文本传播双方的关系的纽带，将二者拉入到同一传播情境中，实现文本意义的传播。
冗余不仅在意义的解释中扮演文本的组织者，而且也是文本在时间向度上的组织形式。赵毅衡认为“意义活动总是朝未来敞开的”（《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 216），但这并不是排斥了意义中的历史因素，“意义这个范畴所指的，是各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植根于生命本身之中的与这种整体的关系。只有在我们用来保存我们的过去的记忆之中，这种联系才能够存在。”（狄尔泰 58）因此，意义是一个通过记忆连接过去、通过想象与筹划连接未来的概念。在此过程中，文本中的冗余负责唤起过去的经验，使意义与历史相关；而文本中的熵则负责联系未来，为待在的解释提供基本的尺度。
可以说，冗余作为意义解释与时间向度上的组织形式，为文本的解释提供了索引，保证了文本解释过程中不同意义的同一性，为社群内达成广泛的共识提供了足够的意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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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相关研究参见Schramm, William. “Information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 (1955): 131-146; Taylor, Willson.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Use of Cloze Procedure.” Journalism Quarterly 33 (1976): 42-48; Darnell, Donald. “Information Theory: An Approach to Human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Ed. Budd, Richard. and Brent. Rubin. New York: Spatan Books, 1972. 156-169.
[2] 相关研究参见Bourne, Lyle. and Robert. Haygood. “The Role of Stimulus Redundancy in Concept In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959): 232-238; Singh, Jaggit. Great ideas in information theory, language and cyberne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6: 37.
[3] 相关研究参见Cacioppo, John. and Richard. Petty. “Effects of Message Repetition and Position on Cognitive Response, Recall, and Persua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979): 97-109; Krugman, Herbert. “Why Three Exposures May Be Enough?”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2 (1972): 11-14.
[4] 参见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锫坚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戴维·申克将过剩的、超过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信息称为信息烟尘，这样的信息泛滥将会挤占人们的空闲时间，阻塞人们必需的思考。
本文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
编辑︱张懿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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